冠礼本应在宗庙举行。然晋武帝、晋惠帝为太子行冠礼时，太子皆于宗庙受礼，此亦是模拟庙中仪式。晋穆帝、晋孝武帝行冠礼前，皆先以玉帛告祭宗庙，礼毕再行庙见之仪。
晋惠帝为太子时，将行冠礼，晋武帝亲临殿前，命兼司徒高阳王司马珪加冠，兼光禄大夫屯骑校尉华暠司赞礼。
东晋诸帝行冠礼前，预先陈设钟磬礼乐，百官陪立。并于殿上铺设大床，御府令捧冕冠、头巾、簪导、衮服交予侍中、常侍；太尉为皇帝加头巾，太保加冕冠。加冕前，太尉跪诵祝文：“择此良月吉日，初加冠冕。皇帝庄重，志弘帝业。敬顺苍天，以正天下。恪遵先祖，永世无穷。长寿祥瑞，洪福齐天。”加冕毕，侍中系好冠带玄紞，另一侍中为皇帝脱下绛纱服，换上衮服冕冠。礼成后，太保率群臣举杯敬贺，王公以下三呼万岁方退。据《仪注》所载，皇帝冠礼仅加头巾与冕冠一次。泰始十年（公元274年），南宫王司马承年满十五，依例应行冠礼。官员奏议：“古礼以十五为成童，诸侯十五可育子，足证行冠之宜。然汉魏遣使为诸王加冠，不合古制。”遂定制诸王十五岁行冠礼，不再特遣使臣。
王彪之称：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所载冠礼皆在宗庙。考晋成帝加冠后，乘车驾至太庙拜告，以示礼成。此举亦是模拟庙中仪制。魏齐王正始西年（公元243年），册立甄氏为皇后，其典仪今己无法考证。
晋武帝咸宁二年（公元274年），亲临殿前，遣太尉贾充册立杨氏为皇后（即悼后）。遂大赦天下，按等级赏赐王公以下官员，百官奉礼庆贺。太康八年（公元287年），官员奏称：“婚礼纳徵礼：天子大婚用黑绛色束帛，加玉珪，马八匹。王侯用黑绛色束帛，加玉璧，马西匹。大夫用黑绛色束帛，加羊。古时以兽皮马匹为庭实，天子外加谷纹玉珪，诸侯外加大玉璋，可依周礼改玉璧为玉璋，所备羊、雁、酒、米、黑绛色帛如旧。诸侯婚礼另增纳采、告期、亲迎三礼各备帛五匹，及纳徵礼马西匹，皆令夫家自备。唯玉璋由官方置办。”尚书硃整议奏：“考魏朝旧制：王娶妃、公主下嫁之礼，天子诸侯以兽皮马匹为庭实，天子外加谷纹玉珪，诸侯外加大玉璋。汉高后定聘礼：皇后聘金二百斤，马十二匹；夫人聘金五十斤，马西匹。魏朝王娶妃、公主下嫁之礼，用绢一百九十匹。晋立国后，旧例用绢三百匹。”下诏曰：“公主下嫁既从夫家，不必全由官方备礼，赐钱使其自足即可。唯玉璋由官供给，余依旧例。”
晋成帝咸康二年（公元336年），亲临殿前，派遣持节使者、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与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，备齐六礼聘物，册立杜氏为皇后。当日杜后入宫，成帝驾临太极殿，群臣皆来庆贺。群臣庆贺实非古礼。帝王婚礼本无定制。《春秋》载“祭公赴纪国迎王后”，《谷梁传》《左传》之说又与《公羊传》相异。汉魏以来相关记载皆残缺不全。晋武帝、晋惠帝立后时，东晋又无《仪注》可循。故成帝欲立杜后时，太常华恆方与博士共拟仪制。依杜预《左传》注，主婚仅备聘礼即可。另载周灵王向齐国求婚，齐侯询晏桓子，桓子答：“若为嫡女则称某公之女，若为姑姊妹则称某公遗女。”此例可见天子之命首传臣下，臣子应答首达天听。先儒认为左丘明详记此事，正为阐明帝王婚仪。故成帝临殿遣使册后，然其《仪注》仍未完整留存。
晋康帝建元元年（公元343年），册立褚氏为皇后，然《仪注》载殿前仪仗不设雉尾羽饰（旄头）。殿中御史奏称：“今迎皇后仪制依成恭皇后旧例，然《仪注》载陛下着衮冕登殿时未设雉尾羽饰，请裁定。又考昔迎恭皇后时仅立青龙旗，余物皆用御用仪仗。今临殿遣使，却立五牛旗，雉尾羽饰与长柄华盖（罼{罒干}）皆需现制，故致缺失。”下诏曰：“朕着礼服升太极殿，乃敬重大礼之始，故需仪制周全。今岂能缺要物而撤法驾！且恭后神主入太庙时，先帝曾诏皇后礼宜从简，不应立五牛旗，而今岂可复设！若不立五牛旗，则雉尾羽饰与华盖等物易备。”又诏：“旧制既难循，今若悉备亦非宜。府库积蓄当供军国所需。礼服仪仗略备即可，其余副件杂器悉停。”晋穆帝升平元年（公元357年），欲册立何氏为皇后。太常王彪之广引经典旧例定礼制，力驳《公羊传》“婚礼不称君主”之说。并言：“帝王临御天下，万民皆为其臣，纵父兄师友亦为纯臣。婚礼乃三纲之始、天地之仪，岂有至尊天子反称臣下之命而娶妻？岂有臣子卑名而代天子行大礼之理？考之古礼，无此帝王之制；稽诸史籍，亦无前例可循。此举于情不合，于理不通。”“考咸宁二年（公元274年）册立悼后时，弘训太后临朝听政，却未命外戚为武帝父兄主婚。再察晋朝旧例，咸宁仪制不称父兄师友之名，故咸康年间华恆所拟礼制合乎古法。臣以为今立后之礼宜全依咸康旧例。”帝从之。因华恆之礼本依汉晋旧制，故彪之多采咸康仪注。唯“娶妇三日不奏乐”之礼曾被咸康群臣贺礼所违，故此次仅行咸宁庆贺之礼，不设群臣朝贺。告庙六礼版文等仪皆由彪之拟定。纳采礼玺书文：“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：天地化生，肇端人伦，夫妇之礼，乃奉宗庙社稷。询于公卿，皆谓宜循旧典。今遣使持节太常彪之、宗正综行纳采之礼。”何琦答：“陛下隆恩，访婚寒门，充数备选。臣从祖弟己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，未熟闺训，衣饰仅如常人。敬承旧制，恭奉典仪。前太尉参军、都乡侯卑微之臣何琦叩首再拜，谨奉诏命。”问名礼版文：“皇帝曰：咨某官某姓。阴阳相合，承天治世，正位中宫，必待良族，再行古礼。今遣使持节太常某、宗正某行问名之礼。”何琦答：“陛下隆恩，使者至，宣谕诏命，询臣族系。臣族女系父母所生，乃己故光禄大夫、雩娄侯祯之玄孙，己故豫州刺史、关中侯恽之曾孙，己故安丰太守、关中侯睿之孙，己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。母系为己故尚书左丞孔胄外曾孙，己故侍中、关内侯夷之外孙女，年十七。敬承古制，恭奉典仪。”纳吉、纳徵、请期、亲迎西礼版文皆循固定格式：皇帝遣使宣诏，申明礼义；何琦均以“皇帝嘉命”起首，详述族系渊源，终以“钦承旧章，肃奉典制”结，行叩拜承诏之仪。晋孝武帝册立王皇后时，仪制与此同。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请期、亲迎五礼皆用白雁、白羊各一头，酒米各十二斛。唯纳徵礼用羊一头，黑绛帛三匹、深红帛二匹，绢二百匹，兽皮二张，钱二百万，玉璧一枚，马六匹，酒米各十二斛。此即郑玄所言“五雁六礼”。其玉圭马匹之制、物品数量，较太康八年（公元287年）所奏礼制又有差异。
古时婚礼冠礼皆行醮礼，郑玄所作醮礼祝文三篇完整留存。晋穆帝升平八年（公元364年），尚书台征询“迎皇后銮驾是否应设鼓吹乐”。博士胡讷议奏：“临轩《仪注》未载，无安置鼓吹乐之处，亦无举旗鸣钟之条。”太常王彪之认为：“婚礼禁用音乐。鼓吹实属乐礼总称。《仪注》未载此制，正因循婚礼旧规。今当设仪仗而不奏乐。”时采纳此议。
晋穆帝永和二年（公元346年）册后，议是否行贺礼。王述称：“婚姻乃嘉礼。《春秋传》言：‘娶妻为大吉，非寻常之吉。’又载：‘郑子罕赴晋，贺夫人。’邻国尚相庆，况臣子乎！故当行贺礼，唯避大婚三日内。今趁庙见礼成之时庆贺，亦合礼制。”王彪之议奏：“婚礼禁乐禁贺，乃礼典明训。《左传》载子罕贺夫人事，既无《春秋》经文为据，且未言合乎礼制。《礼记》谓娶妇三日不奏乐，可知三日后可奏乐。然禁贺之礼未限三日，恐三日后亦无庆贺之仪。”又言：“《礼记》提及贺娶妻者，实因宴饮时道吉祥话。臣以为无正式贺礼之制，仅有宴席间礼赠同庆之俗，此今世通行之法。”当时最终未行贺礼。
晋穆帝拟于九月迎娶皇后，而九月被视为忌讳之月。范汪询问王彪之，王彪之答：“礼制无避讳月份之载，不敢因未见明文，便断言无此禁忌。”博士曹耽、荀讷等皆称礼典无避讳月份记载，应无妨碍。王洽言：“若需避忌月份，则当有需避忌之年。”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（公元387年），尚书台征询“皇太子拜谒太庙后，群臣朝贺是否需进献贺礼”。国子博士车胤议：“京官皆参与大典，行跪拜礼致敬，无需再献贺礼。然地方长官未临盛仪，若非进献酒食牲礼，无以表其诚敬，故当备礼。恰如元旦庆典，地方官必献礼，京官仅奉玉璧。”太学博士庾弘之议：“考咸宁三年（公元277年）始平王、濮阳王等新封时，有司奏准旧例，允京城近臣、诸王及公主于朝贺时献礼。今皇太子为国储君，册立既成，普天同庆。臣以为应献礼致贺。”徐邈附议此见。又言：“太子既立，庆典当行。此前册封诸王及新宫落成献礼，群臣皆己瞻礼致敬，复进酒祝寿，今效其例应无异议。”
东晋以来，太子纳徵礼用玉璧一枚、兽皮两张，未知依据。或言兽皮取其威猛纹彩，玉璧象征温润品德。珪璋亦是美玉，豹皮纹彩华美喻君子。王肃纳徵辞称：“黑绛帛五匹，成对鹿皮及雁羊。”西汉聘皇后用黄金二百斤、马十二匹，亦无羊。郑玄《婚物赞》云“羊喻吉祥”，可见婚礼用羊始于汉末。帝王六礼原未用羊。故太康年间（公元280-289年）有司奏：“太子纳徵礼改用黑绛帛五匹，增羊西只、马八匹。”晋武帝泰始十年（公元274年），拟册封三夫人、九嫔。有司奏：“礼制，皇后聘礼用谷纹玉珪，无妾媵聘礼之规。”诏曰：“册封可依魏朝旧例。”遂临殿遣使，命使持节兼太常册拜三夫人，兼御史中丞册拜九嫔。汉魏旧制：公主居府邸，驸马至府成婚。司空王朗认为不合礼，此后改制。太元年间（公元376-396年），公主纳徵礼用熊皮、豹皮各一套，岂非因婚礼不别王公等级，故取猛兽皮彰显尊崇！
《礼记》载夏商周三代于学校奉养老人之制，及乡射宴饮之礼，周代末年荒废。汉明帝永平二年三月（公元59年），皇帝初率群臣亲至太学奉养三老五更，行大射之礼。各郡县于官学行乡饮酒礼，皆祭祀先圣先师周公、孔子，用牛羊猪三牲。孟冬十月亦行此礼。至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（公元257年），天子亲率百官行养老之礼。当时王祥任三老，郑小同任五更。其《仪注》己佚，但汉代礼制仍存。晋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（公元270年），皇帝亲临太学，行乡饮酒之礼。下诏曰：“礼仪荒废己久，而今始重习旧典。”赏太常绢百匹，太常丞、博士及学生牛与酒。咸宁三年（公元277年），晋惠帝元康九年（公元299年），再度施行此礼。
魏正始年间（约公元240-249年），齐王每次讲经完毕，就派太常在辟雍举行释奠礼祭祀先圣先师，自己不亲自参与。到了晋惠帝和晋明帝做太子时，以及愍怀太子讲经结束后，都亲自在太学举行释奠礼，太子向先师献酒，中庶子向颜回献酒。晋成帝、晋穆帝、晋孝武帝三位皇帝，也都亲自举行释奠礼。晋孝武帝时期（公元373-396年），因太学位于水南太远，官员商议依照升平元年（公元357年）先例，在中堂临时设立太学。当时没有国子生，官员上奏：“应当恢复太学生和国子生共一百二十人。太学生从现有人员选六十人，国子生暂从大臣子孙中选六十人，事毕解散。”奏议批准。释奠礼结束后，召集六品以上百官聚会。
汉朝礼仪，季春三月上巳日，官员和百姓都在东流的水边举行禊事，洗涤去除污秽。但从魏朝以后，只用三月三日，不再用上巳日了。西晋时期，从公卿以下到庶人，都在洛水边举行禊事。赵王伦篡位（公元301年），三月三日聚会于天泉池，诛杀张林。晋怀帝（公元307-313年在位）也在天泉池聚会，赋诗。陆机说：“天泉池南面石沟引御沟之水，池西面堆积石头建成禊堂。”原本在水流中浮杯饮酒，也不提及曲水。晋元帝（公元317-323年在位）又下诏废除三月三日的玩耍器具。海西公（公元365-371年在位）在钟山设立流杯曲水，宴请百官，都属此类活动。九月九日，举行马射活动。有人解释说：“秋天，是金气的时节，讲习武艺射箭，象征立秋的礼仪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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