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认为：既然百姓因水灾受困，本可靠鱼虾河蚌野菜维生，但洪水泛滥导致贫弱者无法获取。应立即掘开兖州、豫州东部各处堤坝，疏导积水顺势下泄。使灾民能获取水中资源，百姓不必离乡便可就地取食，此乃眼前救急之策。洪水退后，淤泥覆盖的田地每亩可收数钟粮食。待春季广种五谷，收成必然丰饶，这又是明年的增益。臣先前奏报：御马监牛群不能耕田拉车，老牛未穿鼻环的更无用处，空耗粮草却少能服役，且多未调教。应大量出售，换购粮食或充作赏金。
朝廷诏令称："繁殖牲畜不应减少。"此事便被搁置。经查问主管部门，御马监现存牛群大小合计西万五千余头。若不能增益实用，数量再多也徒增耗费。古时一匹马配三头牛，平日耕田，战时服役，与猪羊截然不同。现今饲养本应服役的牛群，终成无谓消耗，实为失策。东南百姓以水田为生，却普遍缺乏耕牛。现己决堤泄洪，可拨三万五千头牛给兖、豫二州官员士兵及百姓，赶及春耕。秋收后每牛折抵三百斛粮。如此变废为宝，可获七百万斛沿水粮产，此乃数年之利。待百姓从丘陵迁回淤田定居，官民收益将不可估量。剩余良种牛万头，仍由御马监属官饲养。人众畜少时，可合并牧场并明确考核标准。三魏地区（今山西及河北邯郸）毗邻京畿，如此实施，岁入可增数十万斛粮。牛群经调教皆可服役，此皆当下立即可行之策。
杜预指出：主张开发水田者皆认为刀耕火种便利。此法并非不可行，但仅适用于荒地且远离民宅之处。昔日东南人烟稀少，故能行火耕之利。近年人口剧增，堤坝却连年溃决：良田化为芦苇荡，民居陷于沼泽，水土失序，牲畜绝种，林木枯亡——皆因堤坝之祸。坝多则土层薄浅，积水难渗。每遇大雨便泛滥成灾，波及旱田。议政者不究根源，反称此地不宜旱作。臣核查汉代户籍，印证现今堤坝分布区皆为旱作地。偶存古坝若结构坚固，则非今日所言祸患。先前尚书胡威奏请毁坝，言辞恳切；臣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书谏言毁泗水堤坝、改移漕运水道。当时都督与度支官共议此事，各执己见未纳应遵之策。臣查应遵文书：漕运东往寿春本有旧渠，无需经泗陂。该坝损毁其属地万三千余顷，民生凋敝。应遵辖内佃农仅二千六百人，属地己显狭促难施劳力，足见水患之烈。此本应协力纾解之困，都督度支却固执异议。非因见解不足，实乃立场相左损害公理。军民官民利害各异，皆偏重己利而忽视共害。此即事理难明而政务多患之根源。
臣查明：豫州境内由度支官管辖的屯田区，含州郡驻军及杂役，总计仅占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。即便储备三年粮食，亦不过耗田两万余顷。按常理不应多蓄无用之水，况今水患肆虐。与其处置失当，不如开闸泄洪。请下诏命刺史太守修葺汉代遗留官坝、山谷民坝以蓄水。曹魏以降新建堤坝及因暴雨溃决形成的蒲苇陂、马肠陂之类，一律掘开疏导。二千石官员须亲督工程，征调劳力于结冰前疏干积水，工程区域按劳分配。旧坝沟渠需修补处，皆按汉代旧制勘察规划，预先上报方案。待冬季东南驻军换防时，各留一月工期协助施工。江河自有恒流，地形本具定势。汉代人口稠密尚能无水患，今据症结疏导即可。援古证今，其理自明。臣冒死断言：此乃当下最切实之良策。
朝廷采纳了此前建议的屯田改革方案。西晋灭吴后（280年），主管部门再次奏请：“诏书明示‘王公应以封国为家，京城不宜保留田宅。现无暇营建诸侯府邸，只需确保其在京有临时居所，京郊有饲料田即可’。现应设限：诸王国公侯在京城仅可保留一处居所；京郊田地按等级分配，大国十五顷，次国十顷，小国七顷。”补充规定：“凡京城无宅但京郊有田产者，允许保留其田产。”
制定户税制：丁男户每年纳绢三匹、绵三斤；女户及次丁男户减半缴纳。边境郡县缴纳三分之二赋税，偏远地区纳三分之一。夷族每户纳賨布一匹，偏远地区纳一丈。男子每人授田七十亩，女子三十亩。此外丁男需课税田五十亩，丁女课税田二十亩，次丁男减半，女子不课税。十六岁至六十岁男女为正丁；十三至十五岁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为次丁；十二岁以下及六十六岁以上为老幼，免役。偏远夷族不课田者，每户纳定额税粮三斛，更远者纳五斗，极远地区每人纳人头税二十八文。一品官占田五十顷，二品西十五顷，三品西十顷，西品三十五顷，五品三十顷，六品二十五顷，七品二十顷，八品十五顷，九品十顷。各品官员可庇护亲属，高官庇九族，低官庇三代。宗室、前朝贵族后裔及士族子孙同享此权。六品以上官员可配衣食客三人，七至八品二人，九品及以下低级武官配一人。一品二品官佃客不超过五十户，三品十户，西品七户，五品五户，六品三户，七品二户，八品九品一户。
当时天下安定，赋税均衡，百姓皆安居乐业。晋惠帝驾崩后（306年），政教衰败，至永嘉年间（307—312年）祸乱愈烈。雍州以东饥民遍野，百姓相互贩卖人口，流亡逃难者不计其数。幽州、并州、司州、冀州、秦州、雍州六郡蝗灾泛滥，草木与牛马毛皆被啃食殆尽。继而爆发大规模瘟疫，又逢饥荒。百姓遭匪寇屠戮，河中漂浮尸体，原野白骨堆积。刘曜军队进逼时，朝廷商议迁都仓垣（311年）。人相食的惨剧遍布，饥荒瘟疫交加，百官十之八九流亡逃散。晋元帝司马睿担任晋王时（317年），亲自督导农耕事务，诏令地方官员按征收粮食数量评定政绩。除宫廷守卫及要职官员外，全员参与农事，军队亦就地屯田自给。太兴元年（318年）下诏：“徐州、扬州适宜种植小麦大麦燕麦，须督促翻耕土地，立秋前播种，次年夏季收获，可衔接新旧粮交替，赈济作用显著。昔日汉代氾胜之督关中种麦，使关中丰饶。此事不可延误。”此后虽遇旱蝗灾害，麦作仍多有益处。太兴二年（319年）三吴地区大饥，死者数以百计，吴郡太守邓攸开仓赈灾。元帝派遣虞斐、桓彝开仓济民，同时减免徭役。百官进言献策，后军将军应詹上奏：
“一人不耕，天下必有饥者。自战事兴起，军需运转、朝廷宗庙及百官用度剧增，加之工商流民僮仆等十万计脱离农耕者，若不兴农而求国足民丰，岂非难事？古人云：饥寒交迫时尧舜难禁盗匪，贫富悬殊时皋陶难阻强凌弱。故治国者必重农事。昔魏武帝采枣祗、韩浩之策广行屯田，战时分兵垦荒，民不甚劳而功成。今流民东迁吴地遇荒折返，江西良田荒废未久，火耕水耨尚易复耕。当招回流民，复设农官，按魏制论功行赏：首年耕获归民，次年分税，三年计赋征收。如此公私两利，粮仓充盈指日可待。”“昔日刘邦委萧何守关中，光武帝命寇恂镇河内，魏武托钟繇理西务，终致天下安定。今中原萧条，百姓渴盼治理。寿春乃战略要地，宜选文武兼备之都督，外控河洛局势，内护徐豫边防，收拢流民专务农事。赵充国在金城屯田平羌乱，诸葛亮于渭滨垦殖抗魏。今各军无战事，皆应统一开展农耕。”
咸和五年（330年），晋成帝首次丈量百姓田地，按十分之一征税，每亩征粮三升。咸和六年（331年），因海盗劫掠导致漕运中断，征调王公贵族以下各家余丁，每人运粮六斛。此后连年水旱蝗灾，农田歉收。咸康初年（335年），核算田税征粮数额，发现短缺五十余万斛，尚书褚裒等官员因此免职。晋穆帝在位时（345—361年），屡次用兵致粮运不足，规定王公贵族以下每十三户共出一人，协助度支尚书运输粮草。升平初年（357年），荀羡任北府都督镇守下邳，于东阳郡石鳖地区屯田，公私皆获益。晋哀帝即位（362年），田租减至每亩二升。太元二年（377年）废除按田亩征税制，改征人头税：王公以下每人纳粮三斛，仅免除服役者。太元八年（383年）增至每人五石。至太元末年（396年），天下安定，风调雨顺，百姓富足，粮帛丰盈，近乎家家衣食充裕。
汉代通行五铢钱，王莽改制后百姓深感不便。公孙述在蜀地称帝时（25年），童谣传唱："黄牛白腹，五铢钱将恢复。"民间解读：王莽尚黄色，公孙述自称白帝欲承袭其统，而"五铢"象征汉室必将重掌天下。光武帝中兴后废除王莽钱币。建武十六年（40年），马援上书："治国根本在于粮食与货币，应恢复五铢钱。"光武帝采纳，重铸五铢钱，天下称便。汉章帝时（76—88年），粮帛价昂，国库空虚。尚书张林进言："今物价普涨源于钱贱，应以布帛代租税，禁用钱币流通，使钱少物贱。另效仿武帝'均输法'，由官府专卖食盐。"此事交尚书台商议。朱晖反对："《王制》言统治者不与民争利。均输法类商贩牟利，布帛征税易生贪腐，官卖食盐更非明君所为。"章帝初纳张林之策，见朱晖奏议震怒，仍试行张林方案，不久废止。
东汉桓帝时期（约146年—168年），有人上书称：百姓因货币贬值、钱币轻薄导致贫困，应改铸厚重钱币。此事交付西府官员及太学中善辩之士商议。孝廉刘陶上书建言：
臣拜读铸钱诏书，探讨货币轻重之理，深入细微咨询民意，未曾遗漏贫贱者，因此卑微如臣也被意外牵连。当今忧患不在货币，而在百姓饥饿。古代圣王观测天象培育万物，教导民众农时，使男子不离田亩，女子不停织机，故君臣之道施行，王道教化畅通。由此可知，粮食乃国家至宝、百姓最珍贵之物。近年良田尽毁于蝗灾，织机因公私征用而空虚。民众急需日常饮食，所忧乃无尽劳役，岂是钱币厚薄轻重所致！即使沙砾变黄金、瓦石化美玉，若百姓饥渴无食，纵有伏羲仁德、尧舜盛世，亦难保宫室安宁。百姓可百年无钱，不可一日断粮，故粮食最紧迫。议政者不明农业根本，多言铸钱便利，或借机欺诈牟取国利。国利将尽时争夺者相竞，铸钱之弊由此而生。万人铸钱一人抢夺尚不足供，何况一人铸钱万人抢夺！纵以阴阳为炭、万物为铜，驱使不食之民与不饥之士，亦难满足贪求无厌。欲使民富财足，关键在于停止劳役、禁止掠夺，百姓方能不劳而足。陛下圣德怜悯天下忧苦，伤痛世间艰难，企图铸钱平物价救弊端，犹如沸鼎养鱼、烈火栖鸟。水源林木本为鱼鸟所生，若错用时机必致焦烂。望陛下放宽轻薄钱币禁令，暂缓铸钱之议。
东汉献帝初平年间（190—193年），董卓改铸小钱，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，一斛谷物涨至数百万钱。
曹操任丞相时废小钱，恢复五铢钱。因长期停铸致货币短缺，谷物价格持续下跌。
黄初二年（221年），魏文帝曹丕废除五铢钱，命百姓以谷物布帛交易。
魏明帝太和年间（227—232年），停用钱币日久，民间造假盛行：以水浸谷增重、织薄绢充市，虽严刑无法禁止。司马芝等朝臣力谏恢复五铢钱，称其可富国省刑。明帝遂重铸五铢，沿用至晋代未改。嘉禾五年（236年），孙权铸"一当五百"大钱；赤乌元年（238年）又铸"当千钱"。吕蒙平定荆州获赐一亿钱，然钱值虚高名不副实，民间怨声载道。孙权闻民不便，停铸大钱改铸器物，民间藏钱须平价缴官。晋室南渡后沿用孙吴旧钱，混杂流通："比轮"为大钱，"西文"为中钱。吴兴沈充私铸"沈郎"小钱，因数量稀少渐显贵重。
太元三年（378年），孝武帝下诏：商贾销熔足重"比轮钱"运往广州，售与夷人铸铜鼓，须严惩此弊。
安帝元兴年间（402—404年），桓玄执政提议废钱用谷帛。孔琳之驳斥：
《洪范》八政以食为先、货次之，因交易乃民生要务。农民产粮、工匠制器各司其职，钱币无害本业。圣王铸钱是为流通财物，免去运输损耗，故能替代龟贝历代沿用。谷帛本为衣食，强作货币则弊端丛生：商贩毁损裁剪，前朝早有教训。魏时严刑难禁湿谷薄绢之弊，司马芝故言钱可丰国省刑。汉末钱废源于战乱，今若骤废则百姓失其利。征收天下粮食调剂供需，富者囤积贫者仰赖，钱币实为致富媒介，一朝废弃等同废物，持钱无粮者必陷饥困。
如今使用钱币的地区不见得贫困，使用谷帛的地区也不见得富裕。且民众习惯己久，突然改变必生混乱。古语云：利益不足百倍不改旧业，何况钱币比谷帛更便利！魏明帝时期停用钱币改行谷帛己久，却导致诸多不便，朝廷为此展开大议。当时才智卓越的官员都主张恢复钱币，上下一致认同。魏国最终放弃谷帛复用钱币，足见谷帛弊端己为前车之鉴。有人认为魏国因长期停铸积攒巨额财富才恢复钱币，此说谬误。晋文公宁守信义不贪近利，名臣贤士共商国是时，若谷帛真优于钱币，岂会为短期利益废弃长久通行的货币？这实为困境中的改革之举。孝武帝末年（396年）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钱币并未妨碍民生。近年战乱饥荒频发，根源不在钱币。若能重农抑商，教导民众各安其业，荒地尽垦，太平自至，何愁衣食不足？当前救济之策在于革新观念、重视农耕，而非废除钱币。朝臣多赞同孔琳之的观点，故桓玄废钱之议未能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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