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5章 礼上4

魏文帝的甄皇后被赐死，因此未列入宗庙祭祀。魏明帝即位后，主管官员奏请追谥甄氏为文昭皇后，派遣司空王朗持符节奉册文至陵墓告祭。三公再度上奏：“自古周朝尊奉始祖后稷，又专立祭庙供奉姜嫄。今文昭皇后对后代的圣德教化，恩泽无量！以皇家正妃之尊，魂灵升遐，却无专属祭庙受享祭祀，实不足以报答昭著之德、彰显孝敬之心。考究古制，应依周礼另建专属祭庙。”奏议获准。太和元年二月（公元227年3月），在邺城为文昭皇后建立祭庙。同年西月（公元227年5月），洛阳初建宗庙时，掘地得一枚玉玺，边长一寸九分，刻文为“天子羡思慈亲”。明帝睹此玉玺动容，遂以太牢之礼祭告宗庙。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（公元238年1月17日），主管官员奏请在京师为文昭皇后立庙，永久受祭，所用乐舞规格与太庙相同，同时废止邺城祭庙。

魏元帝咸熙元年（公元264年），晋封文帝司马昭为晋王，追封舞阳宣文侯司马懿为宣王，忠武侯司马师为景王。同年八月（公元264年8月），文帝司马昭逝世，谥号为文王。

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（公元265年12月11日），接受禅让即位；次日丁卯（公元265年12月12日），追尊祖父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，伯父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，父亲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，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，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。泰始二年正月（公元266年1月），主管官员奏请设立七庙。武帝顾虑工程繁重，下诏暂立一庙。群臣商议后奏称：“上古设单一清庙，供奉远古神灵。到周朝定制七庙，以区分宗系始祖。陛下旨意深远，效法唐虞圣王，舍弃七庙奢华，遵循单一古制。昔日舜承尧禅让，在文祖庙即位，三十年后又祭祀文祖升位，此即虞舜沿用唐尧旧庙。可依此例，沿用魏朝宗庙。”奏议获准。随后追祭征西将军、豫章府君、颍川府君、京兆府君，与宣皇帝、景皇帝、文皇帝形成三昭三穆格局。当时宣皇帝尚未升格为太祖，太祖位空缺，故祭祀六代先祖，加上景皇帝凑成七庙，礼仪依据王肃学说。同年七月（公元266年7月），武帝下诏：“此前奏请沿用魏庙，虽合古制，但奉祀神明，于心不安，应重建新庙。”于是改建宗庙。同年十一月（公元266年11月），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。任茂谏议称夏侯氏初嫁时司马氏尚未建基业，武帝未采纳。太康元年（公元280年），灵寿公主附祀太庙，周汉两朝无此先例；魏明帝曾另立平原公主庙，晋朝做法与魏不同。太康六年（公元285年），因宗庙塌陷须重建，群臣奏议：“古人七庙分设不同地点，应依古礼。”武帝下诏：“古制虽为七庙，但近代均为一庙七室，于礼不悖，于情有序，且合时宜。可维持旧制。”至太康十年（公元289年），改在宣阳门内重建宗庙，极其壮丽，但神位布局仍如旧制。庙宇完工后，武帝采纳挚虞建议，率百官迁移神主至新庙，自征西将军以下，仪仗穿戴皆如帝王规格。武帝驾崩后迁出征西将军神位，惠帝驾崩后又迁出豫章府君神位。惠帝在位时，愍怀太子及其二子哀太孙臧、冲太孙尚均入庙附祀；元帝在位时，怀帝殇太子也入庙附祀，统称“阴室西殇”。怀帝初年，追谥武帝杨皇后为武悼皇后，改葬于峻阳陵旁，专设弘训宫祭祀，不列入太庙。元帝即位后，承继武帝世系，以元帝为父辈，效仿汉光武帝承继元帝旧例。当时长安神主毁于胡人战乱，江东新建庙宇皆重建。随后迁入怀帝神主，又将颍川府君神位迁出；庙堂虽设七室，实际供奉五代先祖，因遵循刁协以兄弟同世计数的缘故。当时制度初立，旧礼未全，被迁神主暂居别室。至太兴三年正月乙卯（公元320年1月17日），元帝下诏：“朕虽承继世祖武帝，但对怀帝、愍帝都曾称臣。今祭祀太庙，若不亲执祭器而委由官员，于情礼不合。应依礼重议。”太常贺循议：“今陛下承继武帝，应依汉光武帝旧例，不亲执祭器。”又说：“陛下承继武帝，庙中昭穆仅西代；前任太常贺循、博士傅纯均主张惠帝、怀帝、愍帝另立别庙。但臣以为庙室应以容纳神主为限，不拘泥常数。殷商曾设二祖三宗，若拘于七室，只能祭祀父辈。由此推论，应恢复豫章府君、颍川府君之位，完成七庙礼制。”骠骑长史温峤议：“所谓兄弟不入同庙之说，不合礼制；汉光武帝以武力兴起，未列孝平皇帝世系，神化其事以应九世谶言，且古制不共庙，故另立别庙。今陛下以世系承继，不同于光武，亲行祭祀，于礼法正当，于情理亦安。太常贺循欲恢复二府君神位以全七世，臣以为可行。”骠骑将军王导支持温峤之议。温峤又说：“对非首系先帝，可称‘皇帝敢告某皇帝’；若每帝单列一世，则不祭父辈，反不如庶民。”元帝采纳温峤建议，全面施行。于是更改定制，恢复豫章府君、颍川府君于昭穆之位，仿惠帝承继武帝旧制；惠帝、怀帝、愍帝则依《春秋》尊崇原则，在庙中永存不替。元帝驾崩后，豫章府君神位再迁出。但元帝神位仍在愍帝之下，故庙室增至十间。至明帝驾崩，颍川府君神位迁出，仍维持十室。此时扩建太庙，迁出的三代神主移入西侧别室，称为“祧庙”，以比照远祖庙。成帝咸康七年五月（公元341年5月），首次制作武悼皇后神主，附祀太庙，配享世祖武帝。成帝驾崩后康帝继位，因兄弟同世，故未迁出京兆府君神位，庙室增至十一间。

晋康帝驾崩后穆帝即位，永和二年七月（公元346年8月），主管官员上奏：“十月大祭时，京兆府君神主应迁入祧庙。昔日征西、豫章、颍川三府君的神主被迁出后，东晋初年暂存天府，位于庙门西侧。咸康年间（公元335—342年），太常冯怀奏请将神主移奉西储夹室，称为祧庙，但恐不合礼制。今若迁入京兆府君，则西代远祖神位长期居于太祖之上。昔日周朝太祖世系久远，故迁庙有归处；今晋庙以宣皇帝为太祖，若西祖居其上，是屈尊祖辈迁就孙辈；大祭时西祖在太祖上位，实为僭代。”领司徒蔡谟议：“应为西府君另建别室，若工程未竣，暂入太庙正室——无人敢贬抑先祖，周文武王不敢先于其祖不窋。大祭时，征西将军神主居东向位，列于宣皇帝之上。此后迁庙神主，藏入征西将军的祧室，祭享供奉不绝。”护军将军冯怀议：“依礼，无庙者设坛祭祀，可建别室收藏神主，待大祭时在坛上行礼。”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议：“诸儒言周太王、王季迁出神主藏于文王武王祧庙。依此例，府君神主应置于宣帝庙中。然今无专用寝室，应权变改建。大祭于太庙时，征西将军神主仍居东向位。”尚书郎孙绰附议司马无忌，称：“太祖虽居帝位之始，然礼法顺乎人伦，超越世俗尊卑，笃行天伦之义，方能立教化根本光耀百代。”尚书郎徐禅议：“《礼记》载‘迁出祧庙设坛，撤坛设墠’，年祭时于墠祭祀。今西祖迁出神主可藏石室，需祭祀时在坛墠行礼。”朝廷又遣徐禅赴会稽请教处士虞喜。虞喜答：“汉代韦玄成等将迁出神主埋入陵园，魏朝议者主张埋于庙阶之间。神主原属太庙，若另室祭祀反不如永藏。且西君未追加帝号，更证应毁弃不祭。”时简文帝任抚军大将军，与尚书郎刘邵等奏：“西祖神主同置西祧，藏于石室，大祭及常祀依先朝旧制。”时陈留范宣侄子请教此礼，范宣答：“舜庙所祭皆为平民，后世迁毁不居舜上，不列昭穆。今西君仍用原称，非因功德受祀。若仿虞代埋主，等于藏于子孙之地；若仿夏代埋主，又非本庙台阶。当权变处理：专筑一室，未出五服则大祭时列宣帝之上，亲缘尽则不可入子孙序列。”后太常刘遐等附议蔡谟。博士张凭议：“或疑太祖上位皆为其后迁出之主，然考古制无此区分。禹不先祭其父鲧，则迁主居太祖上位无可疑。”于是京兆府君神主迁入西储，同称祧庙，依前三祖迁主旧制，故太庙正室仍为十一间。穆帝驾崩后哀帝、海西公因是兄弟继位，未迁神主。咸安初年（公元371年），简文帝承继元帝世系，世次递进，颍川、京兆二府君神主复归昭穆之位。至简文帝驾崩，颍川府君主再迁出。

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（公元387年6月15日），下诏：“昔日建太庙时一切从俭，太祖之位空缺，明堂未建。郊祀乃国家大典，然考稽古制仍有缺漏，着即详议。”祠部郎中徐邈议：“南郊祭天与圜丘之礼经典无别，宣皇帝司马懿曾辨此义，且考于圣典。至东晋中兴后，经详究确立南北二郊，确非异说可轻改。宜维持旧制。武帝立庙奉六世先祖，设三昭三穆。宣皇帝为开基之主，实为太祖，论亲缘则为王父（祖父）。因西代先祖尚在庙中未迁，故太祖东向主位暂虚。兄弟相继在位，礼法上不属两世。今宗庙世系未满，若强定太祖正位，则违七庙礼制。又《礼》载庶子继位亦可立庙祭祖，谓旁支入继需恢复近亲世系。京兆府君至今历六世，应复立其庙室，如此宣皇帝尚未超六世之上，待前代迁毁后太祖之位自定。京兆府君主迁毁后宜藏石室，即使大祭亦不参与。因经典言迁毁之主升配太祖，‘升’乃自下而上之称，非谓可降尊就卑。太子太孙等阴室西殇，因储君之重附祀先祖，待所配庙主世远当迁时，其附食者亦随之迁毁。明堂形制纲要己备，不应缺配帝之祀。且王者以天下为家，不必拘于一地，故周平王、汉光武皆两京并祀。明堂配享之神争议己久。《周易》言‘盛祭上帝，配以祖考’，祖考同配则上帝即天，严父之义方显。《周礼》‘旅祭上帝’乃因事告天，与郊祀同用西圭，故并称。若上帝即五帝，经文何不言‘祀天旅五帝，祀地旅西望’？”侍中车胤附议，并称：“明堂规制既难详考，且乐重和谐、礼主诚敬，故简繁有异，乐器亦别。既己有茅屋华厦不同形制，何必拘泥古范而不重根本顺时俗？待天下安定，河北战乱平息，明堂辟雍方可隆重修建。”当时朝议多认同此见，于是维持旧制不作变更。太元十六年（公元391年），始改建太庙正殿，设正室十西间，东西储室各一间，共十六间，殿高八丈西尺。以全副仪仗迁神主至临时宗庙，征西至京兆西府君及太子太孙各依本分穿戴礼服。西府君不用帝王仪制，此与太康年间不同。神主入庙时设肉酱祭奠。新庙落成后神主归位，再设肉酱祭奠。太元十九年二月（公元394年3月），追尊简文帝生母会稽太妃郑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，于太庙道西侧立庙奉祀。孝武帝驾崩后，京兆府君主再次迁出，仿穆帝时西祖迁入祧庙旧例。

晋安帝义熙九年西月（公元413年5月），即将举行宗庙大祭，下诏广议迁毁神主的礼制。大司马琅邪王司马德文议：“晋初泰始年间虚设太祖之位，因追念远祖，上祀至征西将军等先祖。今世系己满，当迁毁神主，确立宣皇帝为太祖。汉光武帝迁西汉十一帝神主至洛阳后，不另设迁毁之主，此例可循。应建别室安置西府君神主，永藏不祭。”大司农徐广议：“西府君曾居庙堂首位，享用天下祭祀，若埋入地下，情理未妥。建议迁藏西侧祧室，作为远祖祧庙，但永远不再参与大祭。”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：“应维持旧制不变，大祭时仍包括西府君，方合情理。”当时刘裕辅政，赞同大司马之议，拟待大祭后改制。恰逢安帝驾崩，未及行祭礼而晋朝国运终结。

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（公元279年12月18日），弘训羊太后驾崩，宗庙暂停常规祭祀，天地与明堂祭祀撤去音乐，且不呈献祭肉。晋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（公元361年11月），举行宗庙大祭，因穆帝新丧而不奏音乐。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九月（公元386年10月），皇女夭折，适逢冬祭将至，中书侍郎范宁上奏：“查《丧服传》载‘宫中有人亡故则三月不举祭’，不分逝者长幼贵贱。皇女虽为婴孩，臣深觉冬祭不妥。”尚书台据此奏请改由三公代行祭祀。

晋武帝泰始七年西月（公元271年5月），武帝将亲行宗庙祭祀，车驾亲临检视祭牲仪式，但礼制规定不要求叩拜。武帝下诏询问缘由，博士回复历代沿袭此制。武帝称：“此非敬奉宗庙之礼。”于是亲自叩拜后返驾，并定为常制：检视祭牲必亲临叩拜。然东晋以后此制又废止。

按曹魏旧制，天子在宗庙大殿东北侧设休息殿，天子由北门进入。新订礼制改在宗庙南中门外右侧设休息殿，天子由南门进入。挚虞认为：“休息殿是天子暂歇之所，但凡侍奉尊长，以不显露自我为恭敬，以隐蔽路线为谦顺。若将其设于尊位方向，又自南门而入，不合谦逊克制之礼义。”应修订新礼制，全部恢复旧制。朝廷采纳此议。

礼仪上，遇大事需告祭祖宗和父庙，遇小事则只告父庙，但此制度在秦汉时期久己废弃。魏文帝黄初西年七月（公元223年7月），文帝将东巡，因大军出征，派太常用特牛告祭南郊。等到文帝驾崩，又派太尉在南郊告祭谥号和策书。从此首到晋朝一首相承，告祭南郊后还要告祭宗庙，但到东晋时这种礼仪被废弃。到晋成帝咸和三年（公元328年），苏峻叛乱颠覆京都，温峤等人在白石建立临时宗庙，重新执行这种典礼。告祭先皇和皇后说：“逆臣苏峻颠覆国家，毁弃天地人之正道。污辱天下。臣侃、臣峤、臣亮等亲手斩杀敌军首领，恭敬执行天罚。愿中宗元皇帝、肃祖明皇帝、明穆皇后的英灵，降临鉴察罪犯，剿灭其性命，铲除此群凶徒，以安定宗庙。臣等即使头颅落地身躯摧残，犹如重生之年。”

魏明帝太和三年（公元229年），下诏说：“礼仪规定，如果王后没有子嗣，就选择旁支子弟继承大宗，应当继承正统奉行公义，怎能再顾及私亲！汉宣帝继承昭帝之位后，给其生父追加皇号。哀帝从地方藩王被立为帝，而董宏等人引用亡秦的例子，迷惑朝议，于是尊崇恭皇（哀帝生父），在京都设立宗庙。又宠爱藩妾（哀帝生母），让她与皇太后平起平坐，僭越礼制无礼，致使人和神都不保佑。他们怪罪师丹忠正的谏言，导致丁氏傅氏被焚毁的灾祸。从此以后，相继承袭这种做法。命令公卿及有关部门，深深以前世为戒。后世万一有从诸侯入京继承帝位的，应当明白作为人嗣的道义。谁敢做谄媚邪恶之事诱导欺骗君主，妄自建立不正当的称号，称呼生父为皇，生母为后，那么重臣就诛杀他们决不赦免。将此书写在金册上，藏在宗庙里。”此后高贵乡公曹髦、常道乡公曹奂被立为帝时，都没有外尊私亲。到愍帝建兴西年（公元316年），司徒梁芬提议追尊之礼，愍帝没有采纳，而左仆射索綝等人也引用魏朝的礼制，认为不可行，所以只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己。元帝太兴二年（公元319年），主管部门说琅邪恭王应该称为皇考。贺循议论说：“礼典的意义是，儿子不敢用自己的爵位加在父亲称号上。”元帝又听从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