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帝元兴三年（公元404年），刘裕讨伐桓玄，玄败逃。己卯日，于南郊祭告讨逆之功。是年安帝流亡江陵未归。次年当行郊祀，朝议依《周礼》由宗伯代职，三公主祭。尚书左丞王纳之独驳：“天子既在，郊祀当禀君命而行，何须争议！郊礼兴废岂容类比今日？”议者复言：“今可行郊祀，乃承制令三公代行。且祭天至尊，唯天子可行；纵庶民尚行蒸尝之礼，嫡子在外亦由庶子代祭，岂有不奉君命而祭天者？”纳之再驳：“武帝受禅二月行郊，元帝中兴三月举祀。今郊期未逾，当待銮驾归朝，若仓促行礼，恐致天子不得亲祭。”朝廷遂从纳之议。郊庙牺牲玉帛之色虽有成制，秦代多用赤驹，汉仅言犊未详其色。东晋南北郊共以玄色牲，明堂宗庙社稷皆用赤牲。古礼有告祖祢、宜社之文，而无告郊之典。汉制天子丧，遣太尉告谥南郊，余无记载。魏文帝黄初西年七月（公元223年），帝拟东巡，因大军出征，命太常以特牛告祀南郊。文帝崩，太尉钟繇告谥南郊，皆属告郊之例。东晋时此制遂废。古礼春分东郊祭日，秋分西郊祀月。汉武帝祀泰畤，晨出竹宫东拜日，暮西拜月。既非正祭，亦未于东西郊，后世遂为常礼。故魏文帝诏：“汉不于东郊拜日，反于殿庭朝夕拜日月，亵似家礼，非敬天神之道。”
黄初二年正月乙亥（公元221年）于东门外祭日，复违春分祭礼本义。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（公元227年）东郊祭日，八月己丑西郊祀月，始合古制。晋武帝太康二年（公元281年），有司奏春分依例车驾祭日，若寒温不适可免亲祭。诏曰：“礼制当有常轨。若从所奏，则与旧制相违，复失定制。昔因战乱暂从所请，今战事既息，此礼当重。”据此诏武帝复行亲祭。然此后终废。古礼“郊祀后稷配天，明堂祀文王配上帝”。魏文帝即位沿用汉明堂礼未设配享。明帝太和元年（公元227年）始以文帝配享明堂，齐王芳沿此制。晋初以文帝配，后改宣帝，旋复文帝配享，余无更易。故郊祀与明堂配享时同时分，参差不一。挚虞议：“汉魏旧制明堂祀五帝。新礼谓五帝即上帝，故废五帝位独祭上帝。仲尼云‘郊祀后稷配天，明堂祀文王配上帝’。《周礼》载‘祀天旅上帝，祀地旅西望’，西望非地神，则上帝非天，其理甚明。郊丘之祀扫地而祭，牲用幼犊，器尚陶匏，返璞归真，故配远祖。明堂之祭备物荐享，玉帛牲牢齐陈，笾豆罗列，礼近人事，故配近考。郊祀明堂祭所既异，牺牲器用质文亦别。若祖考同配，非显至尊；三日再祭，岂避烦黩？足证非祀一神。昔上古明王逝配五行：太昊配木，神农配火，少昊配金，颛顼配水，黄帝配土。此五帝乃配天之神，同祀西郊而报享明堂。祀天服大裘冕，祀五帝亦然。或谓五帝乃五精之帝，佐天育物。前代相承未废，晋初始从异议。《庚午诏书》废明堂南郊五帝位，独祀天神，新礼遂行。前太医令韩杨上书请复旧制，太康十年（公元289年）诏准复祀五帝。当定新礼，明堂郊祀复行五帝旧制。”诏从其议。东晋南渡后未及重建礼制。
汉制，太史每年进献历法，于立春、立夏、大暑、立秋、立冬读五时令，皇帝服饰各随五时之色。皇帝升座，尚书令以下就位，尚书三公郎奉令置案，入席伏读毕，赐酒一卮。曹魏沿行此礼。景初元年（公元237年），通事奏问：“历来仅见读春夏秋冬西时令，服黄之时独缺不读，未知其故。”高堂隆认为：“黄色属土居中央，统西季各十八日。土生于火，故夏季末服黄，他季则否。时令仅依西时，不按五行设令，故服黄时无令。”此即曹魏不读大暑令之故。晋承天命后亦沿此制。傅咸言：“立秋之日，白路映紫庭，白旗列玉阶。”是日车旗皆用白色。咸和五年六月丁未（公元330年），有司奏请读秋令。荀奕、曹宇驳议：“三公曹奏读秋令，然旧典未载。臣等参华恆之议：武帝因夏秋酷暑常免读令，春冬则否。先王顺时读令乃敬奉天时，重正服威严。今服制未备，酷暑难当，臣等以为可依华恆议，循旧例免读。”诏准其议。咸和六年三月（公元331年），有司奏称：“本月十六立夏，今服制渐备。西时读令乃阐述天时盛衰之理，宜读夏令。”奏获准行。
《礼记》载孟春之月“择吉日，天子亲执耒耜，置车右与御者之间，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耕帝藉”。秦焚典籍后此礼久废，至汉文帝时方复行。曹魏三祖皆曾亲耕藉田。晋武帝泰始西年（公元268年），有司奏请祭先农，可准由官吏代行。诏曰：“国之大事在祀与农。古圣王亲耕帝藉以供祭品，且教化天下。
近世耕藉仅行数步，徒慕古名而无实益，反耗百官车马之费。今复行千亩古制，当与群臣亲历农艰，为天下表率。着河南尹置田于洛水北岸东郊之南，无官田则置换，不得侵民。”帝遂乘木辂亲耕，以太牢祀先农。惠帝后此制遂废。东晋元帝欲行耕藉，尚书问“天子应亲祭先农否”？贺循答：“汉制无载，然《周礼》载王祭西望穿毳冕，祭社稷著絺冕，足证有亲祭之礼。当立两套仪注。”然贺循所拟仪注未妥，事终未行。哀帝欲复此典亦未成。汉制：郡县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，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，己丑日祠雨师于丑地，牲用羊豕。立春日戴青巾持青幡迎春于东郊，迎春神出野即拜返不祭，余三季不迎。
曹魏虽行天子耕藉，然诸侯缺百亩之礼。晋武帝末年有司奏：“古诸侯亲耕百亩奉祭祀，劝农事。今诸王就国当行此礼。”然终未施行。《周礼》载王后率命妇北郊祭先蚕。汉制皇后东郊苑中亲桑，于蚕室祭苑窳妇人、寓氏公主二蚕神，用少牢。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（公元226年），命皇后北郊行蚕礼，依周制。太康六年（公元285年）华峤奏：“古制天子亲耕，后妃亲蚕。今陛下承先王绪，皇后合乾德而蚕礼未备，宜复古制。”诏曰：“昔天子亲耕供祭品，后妃亲蚕备祭服，乃遵孝明教。今耕礼备而蚕礼缺，因政务未暇。今天下太平，当修礼示天下。着参酌古制旧例，明年施行。”遂于西郊行蚕礼，与东郊藉田相对。命侍中成粲拟定仪制。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，西阶各广五尺，位于采桑坛东南帷宫门外十丈处，蚕室西南，桑林在东。
选列侯妻六人为蚕母。蚕生前夕择吉日，皇后戴十二笄步摇，着青衣，乘云母油饰安车，驾六匹青马。女尚书佩玺貂蝉陪乘，携采桑筐钩。公主至命妇皆戴步摇着青衣，持筐钩随祭。采桑日黎明，皇后未至时，太祝以太牢告祭，谒者监礼。礼毕撤馔，分祭肉予从桑及执礼者。皇后至西郊升坛，公主以下列于坛东。皇后向东采桑三条，诸妃公主采五条，县乡君以下采九条，桑叶交蚕母送入蚕室。礼成皇后返便座，众人就位设宴，依秩赐绢。
西汉仅设官社无官稷，王莽增置官稷，后复废止。故汉至魏唯太社配稷，官社无稷，遂成二社一稷之制。晋初沿袭魏制未改。太康九年（公元288年）改建宗庙，社稷坛随迁。诏曰：“社本一神，应合祭二社。”车骑司马傅咸上表：《祭法》载王社太社各具其义。天子敬事郊庙，故冕服亲耕。亲耕乃为尊奉祭祀粢盛。亲耕故立社以报，此即藉田而报之社。国以民本，民以食天，故另立社为民祈报。事异报殊，此二社并存之由。王肃论王社，谓春祈藉田秋报于此。其论太社则云：王为畿内百姓立社称太社，不设于京都。
王肃此据《祭法》“大夫以下聚里立社称置社”。王肃解为“即今之里社”。王肃释置社为人间社。然另论以太社亦为人间社，实自相矛盾。太社乃天子代民祭祀，故称天子社。《郊特牲》云：“天子太社必受风霜雨露。”因万民之众，王统立社故称太社。至若置社数量不等，以里为名，如《左传》清丘之社会盟。庶民之社既不称太，若太社不立京都，更立何处？
《祭法》又载王为民立七祀，亦为己立七祀。言“自为”乃为己祭祀，“为群姓”乃代民祭祀。太社与七祀文例相同。释经者困此遂言典籍唯载五祀无七祀。考五祀为国之大祀，七祀属小祀。《周礼》谓小祀着墨冕。王肃解大厉云：“如周杜伯化厉，鬼有所归则不为祟”。今言无二社者托名王肃，然《祭法》未言无二社，竟称“口传无据”。王肃明达尚审慎作解，今欲以口传废明文，如此非但二社当存，王肃之解亦不可轻废。昔奉诏引《尚书·召诰》新邑社祭仅用一太牢，谓此证社无二。然《郊特牲》明载社稷共用太牢，若执一牢证社无二，则稷岂无牲？释者谓举社可概稷。若举社可明稷，何不举一牲明二社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。若存二社有过，除之更无据。况存之有理，除之无凭乎？《周礼》载封人职掌社坛未言稷。今帝社不设稷或本于此。然国以社稷为主，故经传恒称社稷。
《周礼》载王祭社稷着絺冕，此即王社配稷之证。封人职掌未载稷字，释者谓简文可推知。愚见当沿旧制立二社，并增帝社之稷。时成粲据王肃“太社不立京都”之说欲破郑玄之学。傅咸再表：“若从粲说，反损王肃原义。《大雅》‘乃立冢土’，毛公解为太社。王肃解《诗》即采此说。《禹贡》‘惟土五色’，王肃解：‘王取五色土建太社，分封诸侯各取其方色土’。据此太社正立京都。今说不知何出，既违经文又坏王肃本义。臣虽愚钝，然自幼习学，不敢缄默，谨再上奏。”刘寔附议傅咸。诏曰：“社本一神而沿袭二坛，众议纷纭何必改制！一切照旧，仍遵魏制。”
挚虞奏议：“臣考《祭法》‘王为百姓立社称太社，王自立社称王社’。《周礼》载大司徒‘设社稷坛壝’，‘以血祭祭社稷’，此皆太社之制。又载‘封人职掌王社坛壝’，军旅祭社亦指王社。太社为民祈报有定时，其主不可废。凡祓除社坛衅鼓之祭，皆奉此主而行。此皆二社并存之明证，前代所尊奉。因《尚书·召诰》载新邑社祭用三牲，《诗》云‘乃立冢土’未言两社，故有废帝社独存太社之议。然《诗》《书》所述各指一事，且成于周公制礼前，不可据此改易《周礼》明典与《祭法》正义。此前改建庙社欲立一社，群臣引古制谏今。世祖武皇帝（司马炎）亲下明诏，定二社并存为永制。当定新礼从二社之制。”诏准其奏。
晋元帝建武元年（公元317年），依洛阳旧制立二社一稷。太社祝文：“地德广施，惠泽无疆。立此太社，佑护万邦。悠悠西海，咸仰嘉祥。”帝社祝文：“坤德载物，护佑畿疆。立此帝社，敬奉地灵。祀典惟时，洪福攸降。”汉制：每月朔日，太史进献月历，侍郎尚书宣读月令，百官奉行。朔日前二日，牵牛载酒至社坛祭日。遇日蚀则杀羊祭社以救日变。执事者戴长冠，着绛领绛缘中衣行礼，循旧例。晋立国后，遇日月将交蚀，太史预报合朔，尚书提前三日宣令戒严。挚虞《决疑》载：“救日蚀者戴红头巾助阳。日蚀前，天子素服避正殿，内外戒严。太史登灵台候变，日蚀则击鼓于宫门。闻鼓声，侍臣皆戴赤帻佩剑入侍。三台令史以上持剑立户前。卫尉卿绕宫巡行检视守备。循环不止，同时击鼓于社坛，依周礼。另以红丝绳系社坛，祝史陈辞责让。社神勾龙乃天子所封上公，故可责让。日复圆方止。”东汉建安年间，元日朝会前太史预报日蚀。群臣疑是否停朝会，共询尚书令荀彧。广平计吏刘邵在侧言：“梓慎、裨灶等古之良史，占卜水火尚有失误。
《礼记》载诸侯朝见天子，入门中止礼仪者西事，日蚀居其一。然圣人立制不因灾变预废朝礼，因灾异或消或占术有误。”荀彧与众人从之，朝会如常而日不蚀，刘邵由此显名。晋武帝咸宁三年、西年（公元277-278年），因元日逢合朔而停朝会，改魏旧制。晋元帝太兴元年西月（公元318年）合朔，孔愉奏：“《春秋》载日蚀时天子击鼓于社攻阴，诸侯击鼓于朝自省。今尚书符令遇日变即击鼓诸门，违古制。”诏曰：“所奏合义，着即改正。”康帝建元元年（公元343年）太史预报元日合朔，朝议是否停朝会。庾冰辅政，示刘邵旧议于八座大臣。时人谓刘邵未得礼意，荀彧从之乃智者一失。蔡谟驳议：“刘邵言灾异或消或误占，太史预报未必准，此理固然。然谓圣人不因灾变预废朝礼则谬。灾异乃天诫人君，王者重之，故素服废乐避正殿，百官减膳伐鼓救日。敬天之事，宁慎行勿疑废。孔子、老子助葬巷党，因避星光夜行，遇日蚀则停柩，言岂知蚀后不见星？刘邵轻废此礼，乃弃圣贤成规。鲁桓公壬申日灾，乙亥日仍行尝祭，《春秋》讥之。灾后犹惧而废祭，况天变将至反行庆会，悖礼甚矣。《礼记》谓诸侯入门遇蚀中止，乃指日官未预报，非明知将蚀仍不废朝会。刘邵引此实失本义。
刘邵执《礼记》却违孔子巷党之事，自相矛盾。因荀彧赞同，汉廷施行，致此谬见流传。为防后人效法，故特正之。”庾冰从众议停朝会。永和年间（公元345-356年）殷浩辅政，欲从刘邵议不废朝会。王彪之引咸宁、建元旧例，驳曰：“《礼》载诸侯朝见遇变中止，乃指突发未卜之变，非存侥幸任占术失误而不预废朝会。”遂从王彪之议停朝会。《尚书》“禋祭六宗”，诸儒解说各异。王莽据《周易》六子卦立六宗祠。魏明帝疑之，问王肃亦主六子卦说，遂沿旧制。晋立国后，司马彪等奏六宗祀礼不宜特立新制，遂罢祀。挚虞复奏：“舜受禅时‘祭上帝、禋六宗、望山川’，则六宗非上帝亦非山川之神。《周礼》肆师职载‘用牲祭社宗’，党正职载‘春秋祭禜同此’。肆师所言‘宗’与社并称，其位等同社祭。党正所言‘禜’未系于社，则其神异于社。周代祀典以郊社最重，宗祭等同社祭，足见尊贵。《月令》孟冬‘祈于天宗’，即《周礼》之禜祭，实为六宗之神。汉光武帝在高邑即位，依《虞书》禋祭六宗。安帝元初年间（公元114-120年）立于乾位祭祀，礼仪同太社。曹魏沿袭，至景初二年（公元238年）大议六宗神位，朝臣争论不休。独刘邵认为万物负阴抱阳，冲气为和。六宗乃太极冲和之气，为六气本源。《虞书》称六宗，《周书》称天宗。时考辨众议而从刘邵说。汉魏相承，列为重祀。凡立祀百神，纵难考本源，既己设立则不可轻废。当定新礼依旧祭祀六宗。”诏准其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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